国际上还有哪些与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库鲁尔泰”相同的机制？
（哈萨克国际通讯社讯）2022年6月，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签署的总统令，总统令成立，作为社会与政府之间对话平台的公共社会信任会议正式宣告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以新形式运作的咨询机构——国家库鲁尔泰大会。
自成立以来，国家库鲁尔泰大会的会议先后在突厥斯坦、阿特劳、乌勒套和布拉拜等地举行。每次会议都围绕国家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充分考虑社会舆论的建议。
事实上，除了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库鲁尔泰大会（Ұлттық құрылтай）外，世界上还有多个国家设有类似的国家级常设咨询机构。
这些机构通常由国家发起成立，旨在为社会经济政策提供制度化的协商平台，汇聚政府、公民社会、企业、工会、学术界或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促进共识形成和政策优化。它们多以“经济与社会委员会”（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或“三方社会对话机构”（tripartite social dialogue body）的形式存在。
以下是全球范围内一些典型例子：
吉尔吉斯斯坦全民库鲁尔泰大会
吉尔吉斯斯坦全民库鲁尔泰大会（Элдик Курултай）是根据该国总统萨德尔·扎帕罗夫于2022年签署《关于召集全民库鲁尔泰》的总统令设立的咨询性和监督性社会代表机构，其主要性质为协商、观察和向国家权力机关提出建议，不具备直接决策权，但拥有立法倡议权。该机构旨在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对话的平台，促进公众参与国家治理，协调社会重大利益，并为国家发展提供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建议。
全民库鲁尔泰大会的宗旨是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和解、巩固社会共识，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国家安全以及公民权利保护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它特别强调保护吉尔吉斯斯坦的文化特性、传统习俗与民族遗产，同时适应现代生活需求，解决地区间和族际矛盾，推动国家与宗教团体的健康关系。
大会由1074名代表组成，包括来自农村社区和城市的代表（1036人）、比什凯克（60人）、奥什（30人）、海外劳务移民（28人）以及宗教团体（10人）。代表任期一年，由地方库鲁尔泰或相关组织选举产生。大会每年举行一次，由总统确定日期并可根据需要召开特别会议。内部设大会主席、9名副主席、秘书及由21人组成的长老委员会，负责日常协调和议程准备。大会决议以公开表决方式通过后，以建议形式提交给政府机构和地方自治机关执行。
突尼斯国家社会对话委员会
突尼斯国家社会对话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Social Dialogue，NCSD）成立于 2017 年，是依据法律设立的国家级常设咨询机构。该委员会建立在突尼斯长期形成的“三方对话”传统之上，其核心结构由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会代表共同组成，旨在为国家社会经济政策提供制度化协商平台。
NCSD 的主要职能是围绕劳动关系、社会政策、经济改革及相关法律草案组织社会对话，并向政府提出咨询性意见和建议。委员会并不直接参与立法或执行，但在政策酝酿阶段发挥“缓冲器”和“协调器”作用，有助于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减少分歧、形成最低共识。
从影响力来看，NCSD 被视为突尼斯在政治转型背景下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协商式治理的重要机制之一。尽管其决策不具强制性，但通过制度化对话，它在缓解劳资冲突、增强政策社会接受度方面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也常被国际组织视为发展中国家社会对话机制的典型案例之一。
法国经济、社会与环境委员会
法国经济、社会与环境委员会（Conseil économique, social et environnemental, CESE）成立于1958年，是第五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宪法机构，前身可追溯到二战后成立的各种咨询机构。它由政府、雇主、工会、非政府组织、环保团体、农业代表等多元社会力量组成，总人数约233人，任期五年。
CESE的主要宗旨是为政府和议会提供经济、社会、环境政策领域的咨询意见，促进不同社会职业利益集团之间的合作与对话。它不参与立法或法规制定，但可在社会经济议题上主动或应要求发表意见，并在重大改革（如能源转型、可持续发展、公民参与）中发挥桥梁作用。
作为法国“第三议院”，CESE在维护社会对话、推动包容性政策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尤其在2010年后通过引入公民大会和审议式民主实验（如“新世代”微型公众会议），其在政策酝酿阶段的协调与缓冲作用日益凸显，常被视为欧洲社会协商机制的代表性案例。
荷兰社会经济理事会
荷兰社会经济理事会（Sociaal-Economische Raad, SER）成立于1950年，是依据1950年《产业组织法》设立的法定三方机构，由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会各占三分之一席位（共33名成员），是荷兰社会经济政策的核心咨询平台。
SER的宗旨是通过三方协商，为政府和议会提供社会经济政策建议，尤其在劳动市场、工资、社会保障、养老金、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发挥关键作用。它不仅提供咨询，还可促成社会伙伴间的协议，并在危机时期（如二战后重建、1980年代经济调整）成为国家稳定与协商的重要支柱。
SER在荷兰“莱茵模式”（协调市场经济）中具有深远影响力，被视为全球三方社会对话的典范。它促成的协议（如最低工资标准、弹性劳动法改革）直接塑造了荷兰劳动关系格局，并长期维持了社会稳定与经济竞争力。
葡萄牙经济与社会理事会
葡萄牙经济与社会理事会（Conselho Económico e Social, CES）成立于1991年，是1991年宪法修订后设立的宪法机构，三方组成（政府、雇主、工会），并吸纳其他社会代表。
CES的宗旨是促进经济和社会伙伴参与主权机构决策，尤其在社会经济议题上发挥咨询与社会协调作用。它负责就劳动政策、社会保障、经济改革、罢工仲裁等提供意见，并在危机中（如金融危机后结构性调整）扮演调解与共识构建角色。
CES在葡萄牙民主转型和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具有显著影响力，被视为社会对话的稳定器。它促成的三方协议（如工资政策、劳动法改革）有助于缓解劳资冲突，并提升政策的社会合法性，常被视为南欧社会协商机制的典型代表。
南非国家经济发展与劳工理事会
南非国家经济发展与劳工理事会（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Council, NEDLAC）成立于1994年，是种族隔离结束后依据法律设立的三方平台，由政府、雇主、工会和社区组织组成，是后种族隔离时代最重要的社会对话机构。
NEDLAC的宗旨是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公平与经济决策参与，通过三方协商讨论所有重大社会经济政策和劳动立法，并在转型期发挥关键作用。
NEDLAC在南非民主化进程中影响深远，被视为避免社会冲突、推动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机制。它促成的协议（如最低工资、劳动法改革）直接塑造了南非劳资关系框架，并在全球发展中国家社会对话中被视为成功案例，尽管近年来面临执行挑战。
摩洛哥经济、社会与环境委员会
摩洛哥经济、社会与环境委员会（Conseil Économique, Social et Environnemental, CESE）成立于2011年宪法改革后，是宪法机构，三方及多元代表组成，旨在为国家重大政策提供咨询。
CESE的宗旨是促进经济、社会、环境领域的对话与协调，参与新发展模式制定，并在能源转型、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等领域提出建议。它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转型期发挥了重要缓冲作用。
CESE在摩洛哥政治现代化与社会稳定中具有显著影响力，尤其通过2018—2021年新发展模式报告等重大咨询，影响国家战略方向，被视为北非协商治理的代表性机构。
此外，在国际上的许多国家，还普遍设有“经济与社会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或类似三方/多方咨询机构。这些机构的核心共同特点是：制度化、常设性、代表多元利益群体（政府、企业、工会、公民社会等），以协商、建议而非决策为主，服务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合法性增强。
这些机构在不同国家因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而形式各异，但都体现了“国家主导下的包容性协商”模式，与哈萨克斯坦国家库鲁尔泰大会在功能定位上具有高度相似性。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1月20日，第五届国家库鲁尔泰大会将在在克孜勒奥尔达市举行。总统哈斯穆-卓玛尔特·托卡耶夫将出席会议。
【编译：木合塔尔·木拉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