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中的流亡者:档案文献中的阿克托别地区人口迁徙与生存记忆

(哈萨克国际通讯社专题)20世纪30年代的大饥荒,是哈萨克民族历史上最为沉重的灾难之一。在集体化运动、强制征粮、牲畜征收以及传统经济体系遭到破坏的背景下,大量民众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牲畜和生产资料,被迫离开故土,踏上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АШАРШЫЛЫҚ
Фото: Kazinform

对于许多家庭而言,那不仅是一场饥荒,更是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逃难。近年来,随着档案资料不断解密,人们得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当年阿克托别地区居民被迫迁徙的真实情况。

饥荒迫使大批民众背井离乡

根据档案资料,1932年至1933年间,阿克托别州大量居民因饥饿和贫困被迫离开家园,前往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俄罗斯奥伦堡州等地谋生。

然而,即便逃离故乡,他们的处境依然艰难。许多人在迁徙途中遭遇驱赶和排斥,不得不继续向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等方向流动。

与此同时,苏维埃当局又采取措施要求流亡民众返回原居住地,许多人因此再次踏上返乡之路。

档案显示,在返回过程中,由于长期饥饿、疾病和体力透支,不少人倒在了路上,再也没有回到故乡。

整个村庄从地图上消失

1933年10月25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阿克托别州政治秘密部门的一份报告,对1931年至1933年期间各地区人口外迁情况进行了统计。

资料显示,仅1932年1月至1933年8月期间,沙尔卡尔区就有4697户家庭迁往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及其他地区。

报告指出,当地第18、20、21和25号村庄已完全无人居住。

由于长期颗粒无收、救济迟迟未能到位,第1、2、7、16、17和26号村庄居民也被迫全部迁离。

在伊尔吉兹区,人口外流同样严重。自1931年起,大批居民开始向卡拉布塔克方向迁移,仅1931年至1932年间,就有约1000户家庭离开原居地。

托尔盖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从1931年至1933年5月期间,共有约2400户家庭迁出。

档案中记载:

“流亡者为了寻找粮食,向四面八方迁徙。第2、5、6、8、14和15号村庄的居民均受到迁徙潮影响。当地粮食已经绝收,居民只能依靠各种代用品充饥,因此出现大量浮肿病例。”

半数以上家庭消失

档案数据显示,1931年至1933年4月期间,乌伊尔区原有9338户家庭,仅剩5116户仍留在当地。

其余家庭成员要么死于饥荒,要么被迫迁离。

巴特巴卡拉区也出现类似情况。1932年1月至1933年7月期间,全区9902户家庭中有4750户迁往外地,占总数近半。

捷米尔区在1932年春季至9月期间有875户家庭外迁,而这一趋势在1933年仍在持续。

研究人员认为,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伊尔吉兹、巴特巴卡拉、托尔盖、沙尔卡尔、乌伊尔和捷米尔等地区是当时阿克托别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归乡之路同样充满死亡

1933年起,一部分逃离故乡的居民开始返回家园。

档案记载,当年8月至10月间,通过临时开通的咸海航线,共有5879人从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返回哈萨克斯坦。

然而,这条返乡之路同样危机四伏。

仅1933年9月的一次航程中,就有44人因饥饿死亡。

同年10月20日的文件显示,在咸海南部岛屿地区,仍有超过5000人滞留等待转运。他们缺乏粮食和御寒衣物,处境十分困难。

研究人员指出,由于统计体系并不完善,档案往往只记录迁移家庭数量,而没有详细记载具体人口规模,因此很难准确统计流亡人口总数以及死亡人数。

被遗忘的孩子

大饥荒最令人痛心的后果之一,是大量儿童失去父母。

OGPU的秘密报告中,多次提到无人照顾儿童数量迅速增加的问题。

1933年,仅乌伊尔区登记在册的流浪儿童就达到200人,当地孤儿院共收容约400名儿童,仍有80人无法安置。

捷米尔市同样出现大量孤儿涌入现象,仅1933年2月便新开设两所儿童福利机构,收容350名儿童。

类似情况几乎遍及整个阿克托别地区。

1934年3月,伊尔吉兹区向阿克托别州委提交的报告显示,当地已设有两所儿童机构。其中一所寄宿学校收容300名儿童,另一所专门安置因饥荒失去监护人的儿童,当年共收容470人。

同年,当地医院还接收60名儿童,其中46人不幸去世。

档案还记载,仅1933年1月,伊尔吉兹地区孤儿院和医院内死亡儿童人数就接近100人。

根据地方口述史资料,在1931年至1933年饥荒期间,仅伊尔吉兹地区死亡儿童数量就可能接近1000人。

牲畜崩溃与经济体系瓦解

对于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哈萨克社会而言,牲畜数量的锐减意味着生存基础的崩塌。

档案数据显示:

  • 沙尔卡尔区牲畜数量从1930年的260969头下降至1933年的12492头;

  • 托尔盖区从1931年的59282头下降至1933年的4163头;

  • 巴特巴卡拉区从1931年的167983头下降至1933年的9314头;

  • 伊尔吉兹区从1930年的249554头下降至1933年的14580头;

  • 乌伊尔区从1931年的39932头骤减至1932年的3876头。

研究人员指出,大规模征粮征肉运动、没收富裕牧民财产、仓促建立合作社和集体农庄,以及恶劣自然条件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牲畜数量断崖式下降。

对于传统哈萨克社会而言,牲畜不仅是经济财富,更是家庭生计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牲畜大量消失后,饥荒迅速蔓延,民众失去了最后的生存依靠。

历史记忆中的坚韧与希望

尽管饥荒造成巨大伤亡,但许多人依然顽强地选择活下去。

一些家庭带着孩子徒步数百公里寻找生路;一些人在历经千辛万苦后重新回到故乡;还有许多幸存者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使社会逐渐恢复生机。

许多老人的回忆中,都保存着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记忆。

有人回忆说:

“许多父母已经找不到任何食物,只能把家中最后一点小米撒在地上,让孩子们以为还有吃的,然后锁上房门出去寻找粮食,而他们自己却再也没有回来。”

这些记忆,成为后人理解那段历史的重要见证。

铭记历史的意义

今天,关于20世纪30年代大饥荒的研究仍在继续。

通过档案文献、口述历史以及人口统计资料,人们正在逐步还原那场灾难的真实面貌。

从档案中频繁出现的“迁移者”“返乡者”等词汇背后,人们看到的并不是简单的人口流动,而是一代人为生存而进行的艰难抗争。

历史学者指出,那些被迫成为流亡者的人们并非主动离开家园,而是在极端环境下为了保全自己和下一代而作出的无奈选择。

他们经历了饥饿、疾病、流离失所和亲人离散,却依然保留着重建生活的希望。

正是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精神,使哈萨克民族最终走出了那段最黑暗的岁月。

铭记这段历史,不仅是对逝者的告慰,也是对后人的警示。唯有了解历史,才能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发展与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