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架构：哈萨克斯坦正向中国提出怎样的新工业体系

7月15日至17日，哈斯穆-卓玛尔特·托卡耶夫对上海进行工作访问。此次访问带来了人们熟悉的新闻标题：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谈、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并发表演讲，以及签署总额超过150亿美元的70余份商业合作文件。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合作主要集中在石油、金属、铀资源以及交通运输领域。而在上海，双方的合作方向首次被整合为一套迄今最完整的产业架构——从资源开采到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将原本分散于不同领域的合作项目整合为一套系统性方案，并提升至国家元首层面，本身就是一项重要成果。这意味着，哈萨克斯坦已经形成了一项自上而下的战略规划，并将自身定位为新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平台。这一定位的意义，甚至比合作协议本身的金额更值得关注。

哈萨克斯坦此次提出的是一张完整且相互关联的产业发展蓝图。关键矿产资源支撑电池产业发展；电池产业服务于新能源汽车与储能系统；能源体系为数据中心提供保障；数据中心为人工智能提供算力支持；物流运输走廊则负责将产品输送至国际市场。整个产业链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在为相邻产业赋能。

规模：150亿美元背后是什么？

投资圆桌会议结束后，双方共签署了70余项涉及人工智能、数字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工业制造、能源以及关键矿产资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总金额超过150亿美元。

哈萨克斯坦总统府此前公布了在总统见证下交换的17份合作文件，而全部70余份合作文件的完整清单目前尚未公开。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机构公布的数据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欧洲新闻电视台（Euronews）及转载媒体将合作金额报道为约114亿欧元（按7月中旬汇率折合约125亿美元），而哈萨克斯坦总统府公布的数字则超过150亿美元，两者之间相差近20%。这一差异可能源于统计口径不同、汇率换算差异或发布时间不同，目前所有70余项合作文件的完整清单仍未公开。因此，可以认为，此次签署的是一个成熟度不尽相同的合作项目组合。

通常而言，150亿美元这一总金额涵盖了不同类型的合作文件，包括投资协议、商业合同、谅解备忘录、框架性协议、许可文件以及联合研究计划等。从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到一座工厂正式投产，中间还需要经历融资、选址、审批、建设以及实现产能等多个环节。

因此，更准确的表述应是：哈萨克斯坦已经形成了一个总金额超过150亿美元的对华合作项目组合，其实际经济效益将在2027年至2029年的投资落实情况中逐步体现。

与此同时，双方合作的整体基础依然稳固。根据哈斯穆-卓玛尔特·托卡耶夫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会谈时公布的数据，去年哈中双边贸易额创下49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中国累计对哈投资达到300亿美元，目前共有8500余家中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开展业务。托卡耶夫总统将当前阶段定义为两国关系新的“黄金三十年”，双方还签署了《2030年前贸易和经济合作规划》。

第一轴：从矿石到电池

此次商务活动中最受关注的会谈之一，是哈萨克斯坦与全球动力电池行业龙头企业CATL的会谈。CATL确认愿意在哈萨克斯坦建设电池生产工厂，该项目有望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同等规模的电池制造项目。多家国际媒体也将这一项目视为此次合作项目组合中的旗舰项目。哈斯穆-卓玛尔特·托卡耶夫总统提出，希望在哈建立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制造的完整产业链。

不过，对于这一合作意向仍需保持理性判断。对于CATL而言，在海外建设工厂并非首次尝试，其已在德国和匈牙利建有生产基地，因此哈萨克斯坦项目只是其全球化布局的又一步。而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这将是中亚地区首个此类项目。在谈判过程中，如何确保本地化生产和产业链深度布局，将成为关键问题。

“电池工厂”这一概念本身存在较大差异，它既可能意味着利用进口电芯进行模组组装，也可能包括电芯制造、正负极材料生产以及矿产资源的化工加工等完整产业链。两种模式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存在巨大差别。

如果仅进行组装生产，哈萨克斯坦能够获得就业岗位和税收收入，但产业附加值和核心技术仍掌握在供应方手中。而如果实现涵盖原材料加工、材料制造以及工程技术能力建设的完整产业链，则意味着哈萨克斯坦不仅获得一座工厂，更有机会培育一个新的产业体系。

因此，相较于合作意向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工厂产能规模、投资金额、本地化率、原材料来源、加工深度以及哈萨克斯坦是否能够建立自己的工程技术团队。目前，这些关键参数尚未对外公布，双方仍处于项目研究和准备阶段。未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CATL项目究竟会成为哈萨克斯坦进入全球动力电池产业的重要起点，还是仅仅成为一条依赖进口零部件的组装生产线。

第二轴：能源——发展的瓶颈

哈萨克斯坦目前已经开始布局算力基础设施，但其技术路线并非单一来源，而是采取多元化合作模式。

位于埃基巴斯图兹附近的Data Center Valley项目，目前主要由美国Firebird公司与NVIDIA提供支持推进建设，项目第一阶段规划算力规模为125兆瓦，预计将于2027年投入使用。与此同时，中国的投资方和相关运营商则通过其他合作协议加入这一产业布局。这样的合作模式表明，在涉及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哈萨克斯坦正努力与多个国际合作伙伴开展合作，以降低对单一供应方的依赖。

然而，对于所有数据中心而言，一个共同的问题始终存在，那就是能源供应。

数据中心、冶金产业、电池制造以及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都需要稳定且充足的电力供应和能源基础设施作为支撑。

对此，阿斯塔纳已经提前进行了布局。在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ompany）的会谈中，双方已就共同开发位于卡尔加雷河谷的600兆瓦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达成协议。

抽水蓄能电站能够有效调节电网负荷、平衡电力系统运行，但它并不会增加新的基础发电能力，而只是对现有电力资源进行重新调配。如果火电、可再生能源以及未来可能建设的核电站等新的能源项目不能提前投入运行，那么此次上海之行所规划的大量工业项目，未来将不可避免地开始争夺同一部分能源资源。

一个具有“反馈机制”的产业体系

上海之行所涉及的各项合作项目，不仅通过产业链逻辑相互关联，同时也共享着同样的基础设施需求。

CATL电池工厂需要矿产资源深加工；矿产加工需要能源供应；能源体系需要输电网络；电网运行需要数字化管理；数据中心则需要高性能计算设备以及国际物流保障。

产业链中的每一个新项目，都会对其他环节提出新的要求。

由此得出的一个并不直观的结论是：过去，制约哈萨克斯坦大型项目发展的往往是资金问题；而如今，制约因素正在逐渐转变为基础设施本身，包括能源供给、电网建设、通信网络以及高端设备获取能力等。

某种意义上，这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悖论——新项目推进得越成功，它们之间对于彼此的要求也会越快显现。目前，投资合作意向已经相当可观，但哈萨克斯坦现有的基础设施能否承载这一发展速度，仍然是未来必须面对的问题。

第三轴：从交通走廊到数字化物流体系

交通运输依然是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支柱之一。

据哈斯穆-卓玛尔特·托卡耶夫总统介绍，目前共有13条国际运输走廊经过哈萨克斯坦，中国与欧洲之间约85%的铁路运输经由哈萨克斯坦境内完成。过去15年间，哈萨克斯坦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累计投资已超过350亿美元。

此次上海之行中，一个新的合作元素值得关注——Smart Cargo数字平台。该平台旨在建立一个涵盖海关、物流以及货运数据管理的一体化数字窗口。

这一构想的核心意义在于，哈萨克斯坦正尝试从“出售地理位置优势”转向“出售运输线路的数字化管理能力”。

地理位置无法改变，但数字化管理能力可以不断提升，而这正逐渐成为国际运输走廊新的核心竞争力。

当前，中间走廊正与经俄罗斯的北方运输路线以及经土耳其的南方路线展开竞争。贯穿整个运输链条的数字化物流体系，有望成为中间走廊的重要竞争优势。

当然，这一优势能否真正发挥作用，还有一个前提条件——从里海港口到欧洲运输网络，中间走廊沿线所有参与方必须实现数据和运输文件的高度兼容与互认。

第四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外交布局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上，哈斯穆-卓玛尔特·托卡耶夫总统谈论的并不仅仅是投资合作。

据新华社报道，7月16日，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29个国家签署了《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的协定》，正式成为该组织创始成员国。该组织被定位为总部设在上海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秘书长也出席了签约仪式。

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哈斯穆-卓玛尔特·托卡耶夫总统提出多项倡议，包括在阿斯塔纳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首次会议，在哈萨克斯坦设立面向中亚地区的区域代表处，将2027年确定为哈中人工智能联合倡议年，并在阿拉木图设立联合国亚太经社会（ESCAP）亚太数字解决方案中心。

对于哈萨克斯坦而言，这是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建设最现实且最具可行性的战略之一。

在基础大模型研发和芯片制造领域，哈萨克斯坦无法与美国和中国展开竞争；但成为一个制定规则、测试解决方案以及培养人工智能人才的平台，则是一个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目标。

需要强调的是，外交地位的提升必须建立在自身能力建设的基础之上。国际组织区域代表处能够为一个国家提供国际交流的平台，而真正能够影响行业标准和国际规则的，仍然是未来需要建设的算力基础设施和科研体系。

哈萨克斯坦此次的战略布局十分清晰——不去争夺自身尚不具备优势的领域，而是率先占据自己最有可能发挥作用的位置。在其他国家尚未完成布局之前，哈萨克斯坦已经作为创始成员国进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并成为中亚地区的先行者。

与此同时，部分技术本地化合作方向已经体现在双方签署的合作备忘录中。

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BYD）计划共同研究支持哈萨克语语音交互功能的车载多媒体系统，并探索在功率电子技术和半导体领域开展合作。

从理论上看，这意味着双方合作未来有望突破传统汽车组装产业的范畴。不过，目前有关技术研发所在地、知识产权归属以及哈萨克斯坦是否能够建立自己的工程技术团队等关键问题，尚未对外公布。因此，这一合作能够实现多大程度的产业本地化，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中国为何选择在这一时期推进合作？

对于中国而言，这样的合作模式同样符合其当前的发展需求。

在国内市场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正在越来越多地以“产业输出”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不仅输出产品，同时也输出生产能力、数字化平台以及技术标准。

而哈萨克斯坦正成为最适合这一模式落地的国家之一。这里既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拥有连接中国与欧洲市场的重要地理优势，同时具备进一步发展工业和物流基础设施的条件。

成功与否的分界线在哪里？

此次上海之行中提出的许多合作优势，都具有明显的“双重属性”。

廉价能源既可以成为建设算力经济的重要基础，也可能仅仅成为外国数据中心所使用的廉价资源；关键矿产资源既可以推动深加工产业的发展，也可能继续停留在资源出口层面；汽车产业本地化既有可能成长为完整产业链，也可能最终停留在简单组装阶段。

与此同时，中国数字平台能够帮助哈萨克斯坦加快现代化进程，但也有可能增强对单一技术供应商的依赖。尤其是在涉及政府数据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多元化合作机制的重要性将更加突出。

因此，在总统访问结束之后，下一阶段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具体且可量化的指标。

对于工业项目而言，应关注本地化率、工程技术岗位数量、研发（R&D）机构建设情况以及出口配额等指标。

对于数据中心和云计算项目而言，则需要关注敏感数据是否存储于境内、是否建立独立审计机制，以及不同技术供应商之间能否实现兼容。

对于关键矿产资源合作，则必须避免仅停留在资源开采层面。

对于交通运输项目而言，还需要关注物流基础是否真正形成，而不仅仅是运输终端的规划产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哈萨克斯坦在未来谈判中的优势，将直接取决于其能否将资源禀赋和地理优势转化为具体的合同条件和产业利益。

如何衡量成果？

为了避免此次上海之行所形成的合作项目组合在未来被新的国际论坛和合作倡议所取代，一年之后，我们或许应当重点关注以下五类指标：

• 实际到位的投资规模是多少；

• 有多少项目已经开工并投入建设；

• 有多少新增价值是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创造的；

• 是否建立了研发中心并实现了技术和能力转移；

• 有多少产品最终进入国际市场并实现出口。

签署协议和文件的数量，只能算是阶段性成果。

此次上海之行真正的意义，最终将体现在哈萨克斯坦未来经济结构的变化之中。

哈萨克斯坦已经明确提出，要从资源出口国转型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参与者。而这一战略是否真正实现，最终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未来新增价值中，有多少能够真正留在哈萨克斯坦国内。

与此同时，仅仅提出这一目标本身，也已经体现出哈萨克斯坦战略思维的成熟。

哈萨克斯坦此次向中国提出的，不再只是资源出口与基础设施合作，而是以全球产业链参与者的身份，寻求融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如果到本十年结束之时，哈萨克斯坦不仅出口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还能够向世界输出电池产品、算力服务、工程技术解决方案以及深加工工业产品，那么回望今天，人们或许会将2026年的上海之行视为哈萨克斯坦新一轮工业化进程的重要起点。

本文由哈萨克斯坦媒体RD media创作，哈萨克国际通讯社翻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