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外交如何化解兵戎相见：游牧社会防止战争升级的政治智慧
（哈萨克国际通讯社讯）在游牧世界中，战争并不总是以毁灭性后果收场。很多时候，敌对双方会通过“人质担保”这一方式达成协议，为和平保留余地。阿尔-法拉比哈萨克国立大学“哈萨克斯坦历史”教研室副主任、助理教授、历史学副博士叶迪尔·诺亚诺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游牧社会的外交传统具有鲜明特点，与定居国家的外交实践存在根本差异。
战后的协议方式
历史学家指出，在定居国家之间，战争通常以明确条款的和约收尾。
他说，游牧社会的外交与定居国家的外交存在诸多不同。定居国家之间在战争结束后，往往会签订和约。依据条约，战胜一方通常会向战败一方索取战争赔款，征收赋税，甚至吞并部分被征服土地，将其纳入自身版图。
游牧民族的战争策略
而在游牧社会中，这样的做法并不常见，因为其生活方式本就不同。游牧民族并不依赖固定城市和要塞，因此在战争中形成了不同于定居国家的应对方式。
叶迪尔·诺亚诺夫表示，由于游牧民族不像定居民族那样拥有大量城镇和固定聚落，因此当面对实力更强、人数更多的入侵者时，他们往往会主动向腹地后撤，诱敌深入，随后再实施反击，将对方逐出本土。
他指出，这种战术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例如，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远征斯基泰人、居鲁士与托米丽斯女王统领下的萨克—马萨革泰人交战，以及中国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与匈奴首领冒顿单于军队发生冲突等，都可见类似情形。
“人质担保”传统
游牧外交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人质担保”制度。
叶迪尔·诺亚诺夫表示，在游牧社会内部的冲突和战争中，战败一方的统治者往往会承认现实，并承诺不再发动报复。为表诚意，败方通常会将自己最亲近的人，很多时候是儿子，送往胜方一侧作为“人质担保”，以此达成和解。
这一做法的目的，是防止未来战败一方休养生息后再次发动战争。
历史学家指出，这样的安排，正是为了防止失败一方在实力恢复后向曾战胜自己的对手进行反击。
据叶迪尔·诺亚诺夫介绍，这类协议在很早的历史时期便已出现。
他说，中国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记载了相关事例。公元前3世纪初，匈奴统治者头曼败于月氏部族后，曾将长子冒顿送去作为人质。
“屈辱和约”
“人质担保”这一传统在后来的数个世纪中仍在延续。
叶迪尔·诺亚诺夫举例说，另一个类似案例发生在1457年。当时，“乌兹别克游牧国家”统治者阿布海尔汗在锡格纳克城附近败于卡尔梅克统治者乌兹·帖木儿台吉，随后将自己年仅3岁的孙子马赫穆德送作人质。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屈辱和约”。
哈萨克汗国与对外政治谋略
其他国家对游牧社会的外交传统也有相当了解。
叶迪尔·诺亚诺夫表示，深知草原外交逻辑的莫斯科国家统治者鲍里斯·戈东诺夫，曾设法诱捕哈萨克汗塔吾克尔汗的弟弟奥拉兹·穆罕默德，试图借此与哈萨克汗国建立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这位苏丹实际上处于“人质担保”的地位。
塔吾克尔汗随后曾设法将其接回。
他说，1594年，塔吾克尔汗曾派遣由库尔-穆罕默德率领的使团，试图把弟弟带回国内。
历史学家同时指出，被送作人质者的命运并不相同。
他说，并不是所有被送去的人质王族后裔都能有好的结局。例如，塔吾克汗一名被送往准噶尔政权的人质之子，就曾被准噶尔方面迫使改信佛教，其人生轨迹也因此被改写。
此外，俄罗斯帝国后来也使用了类似做法。
叶迪尔·诺亚诺夫解释称，1731年，小玉兹汗阿布海尔承认归附俄罗斯后，为监督其是否遵守誓言，俄国女皇安娜·伊凡诺夫娜要求他交出一名儿子作为人质。
托列比与和平外交
在艰难时期，这种方式也曾成为维持和平的重要工具。
叶迪尔·诺亚诺夫说，在“阿克塔班·舒布伦德”大迁徙灾难之后，大玉兹最高裁决者托列比曾将自己的儿子送往准噶尔，借此维系两国之间的和平。
他表示，这类人质中，有些人后来反而成为国家的重要栋梁。
例如，塔吾克汗那位曾作为人质的儿子卓兰，掌握了多种语言，回国后担任使者，为维护哈萨克汗国与准噶尔之间的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史学家还特别谈到卓兰·托列吾勒这一历史人物，并指出，他的名字近年来正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叶迪尔·诺亚诺夫表示，卓兰·托列吾勒是哈萨克历史上著名的勇士，也是托列比之子，曾参与抵御准噶尔入侵。他的后裔至今仍作为一个独立部族延续下来。2025年，为纪念卓兰勇士诞辰350周年举行了国际会议，他的名字也因此在哈萨克历史记忆中获得新的认知。
【编译：木合塔尔·木拉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