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东德曾以囚犯换西德马克
"当时我感觉自己是在警察局，那柜台显得很高，因为我还是个小孩，我记得一个警察问我为什么没有哭，我也觉得奇怪，可能是受到惊吓而哭不出来了吧"。 这是丹妮拉•瓦尔特（Daniela Walther）对逃离东柏林当晚被捕时的记忆。 丹妮拉的爸爸卡尔-汉斯•普利茨（Karl-Heinz Prietz）在一家教育杂志当记者。在被捕当晚的两天前，他回家说听到东德政府将修建一道围墙，封锁东西德边境，他认为围墙建成后，他们就不能到西德去了，因此劝说妻子应该立即逃离。 "妈妈不愿意放弃她的教学工作，那是她存在的意义，但她最终还是同意了。"
黑暗中走出卫兵 普利茨向妻子详细谈了他的逃离计划。母女俩首先到一个公园里躲藏一夜，等到第二天晚上，普利茨带着家人到他认为是边境守卫最薄弱的地点，但实际上那里守卫得很严密。 "爸爸走在前面，叫妈妈紧跟在后面。但是妈妈由于害怕，有点走不动了，她没有勇气，我在妈妈旁边，听着爸爸的指示。" 过了一会儿，边境卫兵就出现在面前。 "他们从黑暗里走出来，带走了爸爸。我等了8年后才再次见到他。" 一家三口被拆散了，丹妮拉被送到斯托克豪森（Stockhausen）一个乡村的祖父母家，妈妈因犯有协助他人企图逃离罪，被监禁了9个月。 丹妮拉很快适应了在祖父母家的生活。"因为当时是公有制，没有私人土地或围栏，我可以到处溜达，我的生活很愉快"。母亲出狱后带丹妮拉移居到波茨坦（Potsdam），但两人关系不好。"妈妈精神状态事实上很不稳定，她加入军队马术团调节情绪。"
囚犯换马克和商品 与此同时，东德的经济不断下滑，大量技术劳工和知识分子逃离了，苏联剥夺东德的资源。到1964年，东德的财政状况太糟糕了，政府想出了向西德出售政治犯的计划。 史学家兼作家阿佩尔特（Andreas Apelt）表示，东德政府在1964年至1989年期间，向西德交出33755名政治犯和25万名家属，总共换取了35亿西德马克。 阿佩尔特说，那是互惠互利的交易，东德需要西方的货币，西德希望营救在东德监狱受苦的政治犯。 除了西德马克之外，东德还用囚犯换取咖啡、铜和石油等商品。 当时东西德都不愿意让外界得知这些交易，一切安排都是秘密进行的--在地铁轨道暗角、载着囚犯的大轿车的车牌到西德后给转换，以掩人耳目。东德政府不想暴露自己面临的困境，西德政府则不愿意被看成协助共产政权。 1968年，柏林墙两边的政府就被囚8年的普利茨进行讨价还价。"我不想去，我觉得在祖父母家很好，好像谈好的价格是10万西德马克，包括妈妈和我。" 普利茨在西柏林安顿好之后，妻子和女儿到西德与他团聚。
认不出爸爸 1969年，13岁的丹妮拉与妈妈从柏林的腓特烈大街车站（Bahnhof Friedrichstrasse）过境到西德。她们还要接受在西柏林的英、法、美三国特工的盘问。 "他们问我和妈妈很多问题，我当时想‘真不好意思，我的人生相当沉闷呢'。" "爸爸在另一边等候，但是我认不出他来。爸爸再也忍不住了，哭了起来。" 可惜的是普利茨与妻子最终离了婚，丹妮拉也未能适应西德的学校生活。"我在东德是全班第一，到西德后变成全班最差的学生。外语老师还断言，我肯定学不会英语。" "我劝说爸爸送我到英国学英语。因为我是他的掌上明珠，他最终答应了"。在语言学校毕业后，丹妮拉继续在英国升学，并与英国人比尔结婚定居下来，和她妈妈一样也当上教师。 59岁的丹妮拉回忆这段经历，感到当时离开东德是正确的决定。"否则我不会来到英国，不会认识比尔或移居到伦敦这个我喜爱的城市。" "但如果我当时继续留在东德，相信生活也不错，大家得到国家的照顾，我仍然认同这个理念，但反对当局的监视和压迫。" 丹妮拉对用囚犯换金钱的做法不敢苟同，但她理解其中的原因。"对西德来说，那是人道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