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自古与欧洲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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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伦敦皮卡迪利大街(Piccadilly)步行,你会看到一面欧盟旗帜--悬挂在马耳他高级专员公署(Maltese High Commission)--而在欧洲大陆上,欧盟旗帜似乎无处不在:在总理的新闻发布会上,在公共建筑上,在汽车号牌上。

英国人并不显露出对欧洲的热情,这不仅仅是因为欧洲的旗帜非常乏味。欧洲身份认同的概念引起了困惑。在不同国家间,乃至一国之内,语言、民族、宗教和文学的多样性表明,从塞浦路斯到芬兰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的理念是虚假的。让意大利走向统一的19世纪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的领导者之一说过:"我们已经创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创造意大利人。"这个说法在当代的主张中得到了呼应--这个主张是,即使现在没有形成欧洲身份认同,我们也需要在未来建立这样的认同。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比起大胆的预测未来,我对尝试理解过去更感兴趣。英国是否留在欧洲的公投活动的宣传沦落为对我们离开欧洲,经济或者国家安全会发生什么的胡乱猜测,我和很多人一样,都对此感到失望。我们总该仔细看看英国在欧盟(EU)中的过往经济表现,很难说这令人欣慰:增长疲弱,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下滑,货币在一场场危机中艰难前行。

在发放给每个家庭的小册子里,英国政府断定它可以列出事实,同时建议英国应该留在一个经过改革的欧盟中。事实上,唯一改革的是英国和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关系,而需要彻底改革的是整体架构。一本罗列真正事实的小册子不会是个糟糕的主意,因为这些都是历史性事实,也很容易汇编:经济表现;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欧盟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Ministers)和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职能;特定多数表决制;欧盟成员国身份的真实成本(告诫两个阵营都要搞清楚这一点);对从无国界申根区赴英人士的审查安排;与主要国家的贸易协定;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的成员国身份及权限(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没有这些基本信息,选民们会带着偏见、假设和(那些留欧运动人士所希望的)对未来的恐惧走进投票间。然而,即使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还存在很多无形的事物。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意味着什么?在共同市场的创造者心中,这意味着创造一个"欧罗巴合众国",除了经济一体化以外,所有人都会成为一个单一政体下的公民,这个政体将由一位共同的总统统治,实施共同的防卫和外交政策。

然后是主权的问题。每个国家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让步。大多数让步是非常轻微的:比如,法国在"欧洲之星"列车位于伦敦圣潘克拉斯(St Pancras)的终点站派驻了边境警察。北约(Nato)的成员国身份必然涉及限制我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绝对自由的承诺;但就如法国戴高乐将军(General Charles de Gaulle)的举动表明的,国家可以退出北约,尽管我肯定不会建议这样做。

将主权让渡给欧盟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了。在这种情况下,法规是从外部强制实施的,而且尽管英国政府在法规制定中有一定的发言权,但它并不能决定其最终形态。在法律解释方面,英国必须认同欧洲法院的判决。

这个法院是由值得尊敬的律师组成的(希望如此),他们大多数人是在一种与英国截然不同的法律传统下受到培训的。英国的普通法系在欧盟成员国中并不普通。这种法系植根于历史之中--它不仅仅是英国历史的产物,其本身就是历史,是对先例的创造性运用。英国普通法系也突显出我们独特的宪法安排:没有成文宪法,厄斯金•梅(Erskine May)的《议会惯例》(A Treatise upon the Law, Privileges, Proceedings and Usage of Parliament)仅仅是一份写于1844年、之后不断更新再版的非正式指南。

数个世纪以来,英国与其欧洲邻国走的都不是一条路。没人会否认英国的国王偶尔也在欧洲大陆上行使大权(尽管从来都不是以英格兰国王的身份,而是以诺曼底公爵或者汉诺威选帝侯的身份)。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曾经援引布伦海姆(Blenheim)战役、特拉法加(Trafalgar)海战和滑铁卢(Waterloo)战役,作为英国在欧洲大陆发挥作用的例证;但这些都是在恶战中的胜利时刻,并不能作为在未来的欧洲可以效仿的例子。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在《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中为演变、而非革命开出的处方,体现了这个国家的真实性情。

当然,英国也曾经历过激烈的内战,尤其是在15世纪和17世纪,在19世纪还曾发生过动乱。然而,英国整体上是一个异常稳定的政体,其演变打破了马克思(Marx)和恩格斯(Engels)关于第一个工业国家将成为第一个革命国家的预言。法西斯主义在这里几乎没有市场,极左翼的影响力在不久以前都微乎其微。

那些主张欧盟给我们带来了关于规范劳动条件(尽管工作时间指令引起的困难和其解决的困难一样多)的宝贵立法的人,应该对我们本国政府有能力引入更完善、更贴合本国需求的类似法律展现出更多的信心。我们不能受治于凌驾在本国法律之上的欧洲法规。为退欧投票就是为民主投票。

本文作者是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地中海历史学教授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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