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缅诺夫：缺乏公开辩论将削弱社会对话文化

（哈萨克国际通讯社讯）阿斯塔纳公务枢纽中心指导委员会主席阿里汗·拜缅诺夫日前在参加哈通社《BIZDIÑ ORTA》播客节目时表示，如果社会缺乏公开辩论，对话文化也将随之枯竭。

—任何公民倡议，都是在关注政府尚未触及、忽视或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并致力于为其提供解决思路、方案，甚至付诸实践。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社会曾涌动着一种“浪漫主义”情怀。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到阿拉木图“杰勒托克桑事件”，社会变革的浪潮逐渐兴起。这种情绪在国家独立后进一步升温，-拜缅诺夫说。

他分析称，当时社会普遍存在几种充满期待的愿景。

—一部分人认为，“既然实现了独立，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另一部分人坚信，“既然宣布了民主，政权必然会倾听民意”；还有人相信，“既然迈向市场经济，短缺将不复存在，物资将日益丰富，经济也会迅速发展”。事实证明，这种“浪漫主义”在当时确实发挥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作用，使人们在心理上克服了独立初期的诸多困难，-他说。

然而，拜缅诺夫指出，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同时，各类阻力也开始显现，包括来自权力体系内部的掣肘，以及部分将公共资源据为己有、谋取私利的群体。

—这种浪漫情怀在90年代末开始逐渐降温。当时作为年轻公职人员，我们在参与各层级政治和社会对话的过程中，逐渐感受到一些迫切需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培育社会的“对话文化”。在阿拉什运动先贤遭受政治清洗后的70年间，社会长期缺乏包容异见的空间。阿里汗·博凯汗曾说：“异议并非罪过，没有异议的生活如同身陷囹圄。”但在苏联体制下，这一理念被严重压制。由于长期缺乏真正的讨论与争鸣，社会的对话文化也随之萎缩，-他指出。

拜缅诺夫还提到，上世纪60至70年代，伊利亚斯·叶森贝尔林、穆赫塔尔·玛高音、索佩·斯帕塔耶夫、杜肯拜·多斯詹、沃勒贾斯·苏莱曼诺夫等一批作家诗人，通过文学作品展现了民族历史的深厚底蕴。正是这些作品唤醒了民众内心深处的情感，使人们意识到自身是伟大文化的继承者，也为后来的社会转型积蓄了文化力量。

【编译：阿遥】